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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故国

发布时间:2015年06月02日
 

一、周、春秋中山国的建立和消亡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众打败商纣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王朝。为维护其统治,武王、周公、成王以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广封其姬姓同宗和勋戚,先后封建了七十余国,其中周公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周的子孙及姬姓男子一般都得到封地,以宗法制度维系着彼此间的关系,维护着贵族领主的统治。晋、郑、曹、蔡、齐、鲁、卫、邢、燕、中山等都是分封在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边远地带的一些国家。

    中山国为姬姓,子爵( 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列国爵姓存灭),是始封于太行山东麓的蕞尔小国(周制,子爵封地方圆五十),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彙编职方典》(以下简称“职方典”)第九十三卷“真定府部考一”记载考,其国土仅含现在河北省灵寿县部分地土(原文为“灵寿,周、春秋属中山”)。灵寿,夏、商时已是人们繁衍渊薮之地 ,《尚书、禹贡》载:“恒、卫既从” , 《地志》云:“卫水出常山郡灵寿县是也”,反映了大禹在这里治水活动史实。域内曾发现先商遗址,文山、文城以周文王驻跸而名。灵寿、太行雄居西北,滹沱坦荡东南,万山峭拔,五水萦回,草茂林丰,宜耕、宜牧、宜渔,中山国建在这里,是栖息生存发展的好地方。

    东周,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诸候的力量,诸候之间,华夏与夷狄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互相倾轧,战争迭起。北方的戎狄纵横,侵扰于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诸省。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共八十六年间,戎伐曹、伐郑、伐齐各一次,伐周二次;齐伐戎三次,鲁伐戎一次,虢伐戎二次,诸候为戎祸守周城二次。狄灭卫、围卫、灭温各一次,伐邢、伐卫、伐齐、伐郑、伐周各一次,伐晋三次;晋伐狄二次,卫伐狄一次,齐伐狄一次。总计戎狄攻华族十六次,华族攻狄族十次。

    此一时期的中山,地域虽已扩展到现在的河北省曲阳县(“职方典”云:“曲阳县,周恒阳地,春秋中山地”),但依然国小势弱,因系周室同姓,在“尊王”的口号下,受到了华族大国的支持、庇护,虽与狄邻居,仍能保持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得以迅速发展。公元前706年以后的近七十年, 在北方与戎狄作战的主要是齐国,齐国先是北向援燕而灭山戎,继则西向救邢以伐狄,赢得周天子的表扬,被诸候尊为“盟主”。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晋国,于公元前635年接受了周天子赐给的樊、温、原、攒四邑, 拥有了太行山南部和黄河北岸地,它的势力渐向东、北发展。公元前546年,争霸多年的晋、 楚两个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弥(息)兵大会,使晋得以专力向北用兵,加大了对夷狄的打击力度,成为北方战争的主要角色。从公元前541年至公元前506年近半个世纪,晋先是对狄,继则对狄族的别种鲜虞连年用兵。晋国胜多,并灭掉白狄及其别种所建的肥(今河北省藁城县西)、鼓(今河北省晋县西);鲜虞也曾击败晋国并俘晋将观虎。此时的中山,势力渐大,已成为晋的重要盟友。公元前506年, 晋在蔡召开诸候国会议,商讨伐楚之事,《左传》是这样记载的:“四年(鲁定公)春三月,刘文公会诸候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费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候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指有异议),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不难看出,中山为晋的盟国,中山的态度在晋的决策中占有重要分量。此时的中山,已不再是唯唯喏喏附属小国,已是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公然表明态度的较强的国家。

    正当晋同鲜虞争战不止时,晋国内部却突发事端,并进而引发了大夫之间、诸候(晋、齐、卫、鲁、宋、郑)之间战争。

    战争的起因是晋国的世卿赵鞅向其旁支宗族赵午(封于邯郸)索要“卫贡五百家”引发的 。公元前497年 , 赵鞅向赵午索要“卫贡五百家”遭到拒绝,赵鞅遂捕午并将其杀死。午子赵稷与晋国世卿中行寅(荀寅)、范吉射结成联盟,并与齐、郑等国联结,在邯郸起兵伐赵鞅。赵鞅退守晋阳。晋世卿魏曼多、智跞、韩不信得到晋定公支持,联结起来讨伐中行氏、 范氏。 公元前494年齐、卫联军攻晋五鹿(今大名县东),随后,鲁、齐、卫、鲜虞联军攻占晋棘蒲(今赵县境)。公元前492年,齐、 卫联军围戚(见〈左传〉“三年春[鲁哀公三年],齐、卫围戚,救[求]援于中山。”戚,今河南省濮阳北)。当时,与晋赵鞅关系密切的卫国太子蒯聩据于戚,大兵压境之际,蒯聩向与晋赵鞅睦好的中山求援。中山派不派军队援戚,古藉未载,不得而知,但联军败晋之后攻打中山(特别是鲜虞对中山觊觎已久)那是不争的事实。

    翌年十二月,齐国、卫国会同鲜虞接迎中行寅占据柏人(今河北省隆尧西),齐国国夏夺取晋国的邢、任、栾(今高邑东)、逆畤(逆曲,今晋县东南),阴人(今缺)、于邑(今邢台南)、壶口(壶关、今长治东南),在无法得到晋国赵鞅的援助的情况下,面对鲜虞等联军的惨重打击,中山国很快便垮台乃至消亡。

    由晋国内乱引发的这场混战持续了十年(公元前500 年至公元前490年),以赵稷、中行寅、范吉射失败而告终。 那些曾支持、救援过他们的齐、卫、鲜虞等国 一 一遭到了晋国赵鞅等的打击、报复。公元前489年赵鞅帅师大举讨伐鲜虞,公元前487年智瑶统重兵再度对鲜虞讨伐。之后,又有赵襄子派军对鲜虞的讨伐。在晋国连年重兵打击下,鲜虞遂亡。

    二、战国中山的建立和消亡

    公元前481年至公元前403年中间七十余年时间,周王室一向所借重的大国晋(周室称其为兄弟国)、齐(侯爵,姜尚始封地,周室称其为舅国)因大宗族兼并,出现了强宗,权力日益向世卿转移。晋国当权的先是智、赵、韩、魏四家,继而,智伯又为三晋所灭。齐国当权的则是陈氏、晏氏、鲍氏三家。这些世卿大夫都在竭力发展势力,扩大地盘,前中山的国土早已是他们意中的猎物了。《战国策·中山策》载:魏文侯欲残(占有)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吞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正妻所出),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足见赵、魏两家都在打原中山国土的主意。公元前440年,周考王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县西),是为西周桓公。未及,考王卒,其子威烈王立,为扩充王室势力,威烈王于公元前414年抢先封其堂弟武公(桓公子)为中山公,是谓中山武公,定都于顾(今定州)。顾及其周边地(今河北省的正定、新乐等地)原为鲜虞旧地,鲜虞既灭,周天子连同前中山地悉以封归中山,是为战国中山。《史记· 六国年表第三》载:“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职方典107卷.真定府部纪事》云:“鲜虞既灭,周乃以封桓公之子是为武公”,《集解》徐广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汉书· 古今人物表第八》班固自注云:“中山武公为周桓公之子”,这些典籍文章都是对当时中山复国情况的具体记述。《春秋地理考实》载:“鲜虞亦曰中山,乃姬姓国”,说“鲜虞亦曰中山”当指战国中山领有了原鲜虞之地而言;说中山“乃姬姓国”当然无可非议,前边所引典籍记载已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山武公来自王室,比春秋中山爵位要高。另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陵墓区发掘的中山王壶铭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山王壶铭云:“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惟朕所放”。“皇祖文、武”,显然是指立朝开国之君即周文王、周武王而言的。“桓祖”是指周考王之弟、武公之父而言的。有人把“文、武”指为桓公的父祖,值得商榷。《左传》记载卫国太子蒯聩于公元前 493年春遭遇齐人、郑人突袭,处境危险时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喜公......”。史藉记载,卫国为周的始封国,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地。称文王为“皇祖”,同样是指周文王为开国立朝之君。这说明卫国、中山都是姬姓,周的宗室,所不同的是战国中山为文王之子武王嫡系,卫国为文王之子康叔嫡系。

    武公既立,中山区域比原中山国要大得多,它不仅恢复了原中山国的区域,而且原鲜虞所辖地域亦归属中山, 定国都于顾(定州)。武公注意对鲜虞族众的团结、友善,内事农蚕,外修兵备,国势迅速得到恢复发展。

    中山国西近赵、南远于魏,吞并中山,魏赵存心已久。公元前408年(周威烈王18年),魏文候抢先行动, 遣大将乐羊统兵五万借道于赵往伐中山。中山亦早有准备,经过一年多的争战,中山都城顾及其东半部土地相继丧失,将主力收缩于灵寿之境与魏进行最后的决战。中山兵据楸山、柏山,魏军据文山,双方隔慈河相持月余。楸山、柏山,松柏蔚然,乐羊趁中山军中秋夜晏之际,派西门豹率兵壮潜入山林四处纵火,中山军大乱,乐羊帅兵从山后袭来,中山军溃败至白羊关,继退至灵寿(今灵寿故城)。灵寿城坚厚,且积粮甚多,久攻不下。乐羊之子在中山,中山悬其子示乐羊,乐羊攻城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乐羊含之尽一杯,攻城愈急,城遂破。武公与城俱亡。中山武公复国,未满五年复又消亡,时在公元前407年。魏文候封太子击于中山,文候忧击少弱,派李克为相辅佐。封乐羊于中山古邑灵寿,称“灵寿君”。

    公元前403年,晋大夫韩虎、魏斯、 赵籍假周天子名各自为诸侯。未几,三家分晋。齐国大夫陈氏亦吞并鲍氏、晏氏代替齐姜而为诸侯。这在当时政治上是一大变局,它标明侯国的大夫互相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大夫)并列,公室(侯)独尊的局面,天子如同虚设,周礼荡然无存,宣告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始,原先的争霸战争已转变为争统一的战争。

    三、桓公复国及的扩张称王

    魏文侯伐中山假道于赵,赵虽应允但实非本意。赵国也打着如意算盘,如魏战中山不下,正可消耗它的人力物力;如胜,魏与中山间隔赵地,实难统治,最终受益的是赵而不是魏。既至魏拔中山而据之,赵阴怀不满。公元前401年赵武公子朝作乱奔魏,与魏夺邯郸,不克。赵、魏矛盾益深。赵之东南,魏之东北皆与卫国毗邻、卫域宽而势弱,为赵、魏所觊觎。公元前383 年赵先手出师伐卫,卫求救于魏,魏、卫联手攻赵,赵、魏矛盾激化。为对付魏的进攻,前381年赵求救于楚,楚师伐魏战于州西, 出于梁山,直抵黄河边。赵乘机取魏棘蒲、黄城(今河南省黄县西)。公元前380年,齐师伐燕,取桑丘,拉开了齐燕战争序幕。 韩、赵、魏出师伐齐。各大国的混战,特别是魏遭楚的惨重打击,给中山的复国,提供了绝好机会。

    前380年,西周桓公起兵赶走了魏世子系,就势复国,桓公为君,建都于灵寿(今灵寿城西北之故城)。《十三州志》云:“灵寿,中山桓公所都”,《世本》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桓公徙灵寿是指从其封地西周王城迁徙至灵寿。武公既殁,复国的大任历史地落在了桓公身上,徙居灵寿是亲临一线策划,指挥复国大事。桓公及其后继者成公俱系有为之君。务实尚俭,励精图治,融合民族,修理内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加强兵备,扩充疆土,国势迅增。

    公元前377年,赵出师伐中山,战于房子(今高邑西南), 前376年赵出师伐中山,战于中人(今唐县西北),这两次战斗, 值赵与卫、齐有战事,加之赵敬侯病危,用兵不专,都未能沾到中山的便宜。

    从前375年赵敬侯卒至前341年魏帅庞涓战死三十多年里,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太行山、燕山、环渤海广漠地域战事频繁,时局动乱。受利益驱动,赵、魏、韩、齐、卫、燕、秦等各国关系复杂多变,盟战无常,攻救反复,纵横捭阖,角逐激烈。中山国偏太行一隅,处战争漩涡的边缘,桓公及其后继者成公“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国”,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中山君曾一度任魏相),取得暂时的稳定和较快发展。特别是继成公当政之后,敬武整战,力主发展,城增四邑,车达千乘,竟跻身于强国之列。

    此时,西秦日益强盛,其势力沿黄河东伸,赵、魏为避其锋,分别迁都于邯郸、大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带的争战。

    前332年,齐伐燕取十城。齐还连同魏攻赵。

    前327年齐、魏同韩战于桑邱(今徐水西南)

    前324年,中山以远交近攻之策,结于齐, “负齐之强以侵赵,赵建 鄗城以拒之,中山引水围 鄗 取之”。

    前323年,魏将公孙衍(号为犀首)采取合纵政策,发起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借以和秦、齐、楚三大国对抗,燕、赵、中山始称王。中山称王,一度遭到齐国的非难。

    未几,中山绝齐而从赵魏。

    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先是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后遭子之反攻,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被杀死。这场内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齐宣王乘燕内乱,出兵伐燕,五十天便占领了燕的都城。中山得到天子的指示,积极参与了齐伐燕之事。中山王命国相司马熹“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指燕)”。中山向北伐燕,在中人(今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帝大邦”大大开拓了中山的领土。此举还得到了周天子与诸候的策赏、祝贺(中山出土礼器铭文有记)。同时中山向南进军,在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打败赵军。《战国策·齐策》说:“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 南战长子败赵氏,并战于中人杀燕将,中山千乘之国也,而致万乘之国二”。此时,现河北境内只燕、中山与赵三国。中山国土含现在邢台、沧州一部、石家庄全部、保定大部区域。国势达到鼎盛时期。

    前309年, 赵武灵王出龙门(今正定境内)为野台(望台今新乐东北)以望齐、中山之境。

    中山在都城灵寿之东南方向,筑烽台三个以警防赵之侵扰。大概在这年中山王卒。子  继位。

    四、失政 中山国灭

    第三次消亡,是中山国的绝亡。

    赵武灵王北巡,目睹中山及胡人的兵卒衣着灵便,骑射娴熟,与战车相比机动灵活且能远距离进攻,战斗力极强,触动很大。前307年, 赵武灵王接纳肥义的建议进行军事改革,下令举国上下“胡服骑射”。这一军事上的变革是与其政治路线的变革分不开的。赵武灵王之前,赵国的几代君主都是在黄河南北同秦、韩、魏、齐等争雄,但几次南下都受到魏、韩、齐、秦等阻止。前354年还曾受到魏、宋、 卫联军对其都城邯郸的围攻,并一度被攻下。赵向南发展的计划受挫。同时还受到来自北方中山及少数民族林胡、楼烦部的侵扰,陷于南北受敌的窘境。赵武灵王接受教训,决定暂且避开同南方各国的争雄,走迂回发展的路线,趁秦、楚争战之际向北发展,先夺取中山、代地、九原诸地,据为己有,尔后再西出榆林,自北而南下八百里秦川,以攻秦都咸阳之背。如此“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中山扼太行之险,控赵北去的道路,战略位置重要,是赵北向的一大障碍。赵武灵王北出,中山首当其冲。前307年,赵武灵王北略中山地到房子、继又至代, 西至黄河与楼烦。前306年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 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献马。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之胡,致其兵,准备伐中山。

    此时的中山,当政。好名寡谋,用人不当,听信谗言。徒养士七十余家,而真正为其谋富民强国之策者无。司马熹名为国相,阴与赵通,“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张登则“善以微计荐中山君”,为时人所嗤。朝三暮四,多变无信的外交政策也是寡助的原因之一。连年用兵,国势已衰,“战士怠于阵,农夫惰于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莫之必则信尽矣, 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吕氏春秋.先识)。 信誉丧失国势衰颓,是造成亡国的根本原因。赵武灵王借改革带来的强势加剧了对中山的吞并进程。前305年, 赵武灵王亲自统领大兵向中山进军。以赵召率领右军,许钧率领左军,公子章统领中军,王并将之;以牛剪指挥车骑部队,赵希指挥胡、代的军队,几路大军在曲阳(今河北曲阳)汇合,向中山大举进击。战争由北而南,先后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 今河北唐县西北)、鸱之塞(今河北涞源南)、鄗(今河北高邑东南)、石邑(今河北石家庄西南.鹿泉南部)、封龙(今河北元氏县)、东垣( 今河北石家庄东北)。中山国被迫献出四座城邑求和,赵国答应撤兵。未几,前303年、302年赵复伐中山。在其攻占地设鸿上塞( 今唐县西北倒马关),在太行山的交通孔道设井陉塞(今井陉东北)。以防中山及游牧部落的攻击。前301年,赵伐中山、中山君奔齐。第二年又继续攻打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赵国连年攻打中山、遭到中山的拼力抵抗。“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战斗极为残烈。前297 年,赵攻下中山的扶柳。在赵的连续进攻下,中山国一再丢城陷地,濒临灭亡。经过五年的拼杀,终于在前296年赵军攻破灵寿。 中山王  逃奔齐国,赵扶植一个名叫尚的为中山君,旋又被其废除,迁之肤施(今陕西米脂西北)中山国遂告结束。

    中山国几经兴建消亡,正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动乱、大融化、大组合的反映。从“姬姓子爵”到“武王初立”、魏封太子击于中山 、封乐羊于灵寿以及桓公 、成公的中兴;从中山国“士”的兴起,铁制工具的出现,邑郡的扩大(石邑、东垣、苦陉的扩大),货物的流通,说明同其他侯国一样,中山同样在经历着由宗主土地所有制向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和过渡,以及由此带来的贵族、领主的统治被强宗、侯国大夫的统治所替代的事实,带来的宗族制度崩溃以及各种新旧事物并存、取代的现象,标明社会已经由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社会,人们期待着新的统一,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还在后边。

    中山国地处华夏与其他种族杂居的地方,戎、狄、鲜虞等非华夏族势力强大、活跃,长期的战争和交往,通姻、生产生活资料用品的交换,带来了华夏与夷狄,南北两种经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沉淀积累,是燕、赵、中山、北方各族文化的共同结晶。

    中山国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壤处,西控太行要隘,东连齐、鲁,北接云、代、榆林之地,地理位置重要,赵对中山的吞并,“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同”(《史记》),把北地(含冀、晋、陕北部、内蒙古地带)同中原的赵、韩、魏、齐、鲁等联结为一块,中原文化、生产技术的迅速溶入,使这一带得到更进一步的开发,密切了华北与西北的关系,奠定了这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基础。也影响到以后的区域经济、政治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崛起以及向黄河流域的发展 ,五代时期北方的大动荡、大融合,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部从陕北向中原的挺进,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的创建与联结,形成了全国人民坚强的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其地域和历史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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